奧運期間，過去曾經擁有過的各種「敵人形象」在這種時候好像就會變得特別清楚，明明過去跟這個國家也不太熟悉、沒有什麼冤仇，或是過去一直很想贏但沒贏過，或是平常也不太關心賽事的人，不知道為什麼就會特別義憤填膺。
在路邊看著轉播，旁邊的人嗔怒地碎嘴個兩句，我總是一頭霧水。
我不太理解的事情是「另外那個國家的選手這麼可恨嗎？」「你支持的這個國家的選手跟賽事你一直有在了解嗎？」如果都沒有，我其實有一點不懂，這個嗔怒究竟從哪裡來的？那個對「敵方」的憤怒或是「我方」的支持又是從哪裡來的？根本沒有什麼連結不是嗎？
身為一個四年一度的運動迷，我也很喜歡看賽事，也會偶爾有一些自己默默想護航的國家或選手，但我好像不會有那種「給他死」「讓它難看」「弄死它」的反應，主要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對這些選手都一無所知，而且我相信每一位能來到這個舞台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要是有機會仔細爬梳整理，搞不好每個人都可以整理成一部精彩絕倫的故事。
當我們看著「贏家」的時候，彷彿就「只有一個故事值得說」。
所以我們必須用盡全力打倒對方，並把對方視為自己的敵手，在內心刻畫一個關於妖魔化的形象，試著把對方所有關於人性的面向都剔除，好讓自己可以盡情地討厭、盡情地痛恨、盡情地詆毀對方，而且不需要感覺到一絲的罪惡感。
如果有興趣，可以去看看《惡人：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》這本書，裡面作者身為記者訪談了許多日本二戰的老兵，了解他們如何能成為手刃許多無辜婦孺的人，他們會有罪惡感嗎，這一切的來源是什麼呢？在書籍的最後，它指出了十個要讓人「沒有罪惡感」的訓練方式，也就是軍隊用來訓練軍人的方式，如何一步一步地讓人無法看到另外一個人，好能馬上遂行傷害，迴避腦內的道德阻抗，殘暴地傷害另外一個人。
然後，書籍也指出了十個讓人「能增加同理心」的方式，這十個方式，正巧就是「讓人沒有罪惡感的方式的反面」。
所以我們或許可以說「敵人形象」跟「同理心」是互斥的一套系統，當我們越專注於發展「精緻的敵人形象」的時候，我們可能就越困難發展「同理心」。從國防或是保護自我界線的角度來思考的時候，或許我們的確會有需要「敵人形象」的時候，為了保護自己不受到不當的侵擾，但有趣的是，當我們一旦抓住敵人形象以後，通常不容易退回到「能對同一群人有同理心」的狀態。
體認到自己做了多麼殘酷行為的二戰老兵，卻被不能理解的同袍圍繞著。
英勇的綠帽子戰士，拿了許多勳章的保家衛國戰士，怎麼可以陷入虐囚的事件裡呢，一定是底下的小兵的檢舉有問題，他是英雄一定沒有虐囚，那一定是合理的審問。如果你有興趣，只要查「美軍虐囚」就可以查到許多這種類型的新聞。
那有點像推倒骨牌，一旦允許「敵人形象」就會產生連鎖反應。
非暴力溝通專注於「跟深刻的人性相連」，所以會留意是否有「敵人形象」跑出來干擾我們跟別人的對話，我們想說的究竟是「你就是個渾蛋，打爆他」，還是「真是好希望我支持的國家的選手可以贏，技高一籌」，或是「看到自己支持的國家贏，我會覺得滿足了自己的○○需要」。
「敵人形象」如此輕易就能出現，也反應著環境裡的言語暴力橫行。
我們不可能是彼此能互相幫助的關係，我們也不可能是互相砥礪一起成長的好夥伴，也不可能是跨越國籍惺惺相惜的運動員，而只有一種關係，也就是「敵我」。這樣的概念通常來自於不曾被好好對待的經驗，也反應著充斥言語暴力的環境跟氛圍，所以我想要好好過日子，就是「你必須死」或是「我必須把你弄死」之類的，這樣的概念總是在腦子裡像鬼一樣飄來飄去。
這樣的概念會特別容易卡住我們自己，讓我們看不見「人」。
本來可能可以合作的關係變得看不見了，本來可能可以有不同選擇的關係只能彼此敵對，本來可以互相扶持創造可能的只能彼此傷害，本來可以好好溝通發現深刻的經驗跟交流的變成只剩下彼此設防，這一切，都會讓我們遠離關係，也會讓我們遠離自己。
我總是想像著「棋逢敵手的運動員」應該會非常興奮而感動。
不是彼此敵對，而是「難得有機會痛快地打一場」「你真的很厲害」「我們切磋得好過癮」「只有出了自己的國家才能遇到這種等級的世界對手」「因為有你們我感到不孤單」，這樣想的時候，難道跟只是當做「你死我活」「擋住我通往金牌的路的敵人」一樣嗎？
不知道你會喜歡哪一種看比賽的方法？又感覺哪種比較貼近人呢？
願每顆飽受言語暴力所傷，總是繃緊神經仔細區辨敵我的心，也能有機會找到屬於自己的安全之所，讓自己能一點一點地放鬆，看到自己的本來面目，也能自然地與彼此相處，連結。
#非暴力溝通#敵人形象#跟深刻的人性相連#連結自己的渴望#然後也看到以為的敵人其實也是人#那會讓我們在一個心靈比較平和環保的位置上#仇恨的裡面往往有故事#讓我們說故事而不兇狠對待彼此
【連接。一起呼吸的心理師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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