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心，無法審判》：從法庭中心到受害者為中心

看著這本書時，我才漸漸理解致豪律師之前訪談時提的內容，特別是針對特殊的（少數的）精神疾患會因為社會支持不足、精神狀態不穩、被害妄想、被強迫置入的思想影響，而犯下沒有犯意卻非常嚴重的犯行，而這樣的犯行、加害者卻變成整個司法制度的大難題。

我之前訪談致豪律師的時候有很多衝擊，特別是「需要對精神疾病患者提供特別處遇」、「精神疾患者，時常系統被剝奪司法資源」、「精神疾患者的反應與正常人不同，因此面臨司法判決程序時更接近死刑」，其實之前一知半解，何以需要特別處遇，犯罪是事實難道不需要懲罰？為什麼要照顧優於懲罰？縱使他有精神疾患，為什麼不讓他先被懲罰再談治療？

然而看了這本書以後，我對致豪律師的話有了更多理解。

這本書介紹了一個日本的殺人事件，一個廣泛性發展疾患的青少年，在被害妄想影響的加害想法、強迫信念出現時，因為也正巧缺乏社會支持、個人狀況很差，於是「順著流走」地到了畢業的國小，以利刃攻擊了數名教師，並導致其中一名教師死亡，多名受傷，師生驚慌失措，且有持續地恐懼等。

這個案子非常特別，因為加害者的醫師剛好對發展性疾患非常理解、且長期診療這位加害人，所以能在法庭上仔細地說明這個疾患，也才能讓法官理解這個疾患。

然而，嚴峻的問題在於（1）加害者的精神疾患可能讓他無法理解犯行嚴重程度，判刑也變得缺乏意義，（2）加害者的精神疾患通常不會因為監獄監禁好轉，所以假使有機會減刑、緩刑，更生跟減少社會風險變得更困難，（3）檢察官基於責任跟受害者請求，多半會請求嚴刑，（4）受害者家屬跟輿論通常無法接受「重刑/極刑」以外的選擇，（5）這也導致法官縱使理解加害者的特殊情況，需要讓他懺悔就需要先治療，卻多半不敢這樣判決。

面對突如其來的意外，受害者的痛苦與委屈迫切需要出口；然而綜合前面所述，縱使對加害者處以極刑，是否能系統性地改善之後出現新的加害者的可能？加害者受以極刑以後，受害者是否就真正能感覺到療癒？還是整個系統會因為已經失去加害者這個目標，也不再協助受害者？

被拋擲、遭受生命中難以迴避的痛苦的受害者，或受害者家屬，是需要更多地協助的，而司法可能不是、也不該是對受害者唯一的「恢復正義」的路徑或想像。